第136章 兵来将挡
徐文璧或许是身体确实坚持不住,只和高务实谈了这件事,之后便离开了尚书府,回府休息去了。 朱应桢等人却留了下来,先与高务实闲聊了几句近来生产建设兵团的经营情况。 高务实的这次京营改革很有些意思,其最大的特点早已说过,就是禁卫军这支真正的作战部队与生产建设兵团这个“后勤部”分割开来。 禁卫军那边没什么好说,皇帝拥有最高统兵权、指挥权以及全部人员的任免权,但平时将这些权力“下放”到兵部戎政侍郎手里,由戎政侍郎代行大部分权力,尤其是统兵权。而真正的指挥权倒还是保留在禁卫军司令手中,只不过禁卫军司令只能指挥,却无调兵之权——调兵权就是统兵权。 与此同时,这支军队忠诚的另一个重要保障,就是后勤分离给了生产建设兵团。 所谓后勤,不仅仅是军粮供给,其他如营房也好,行军帐篷也罢,包括衣甲、被服等其他各项物资,都归生产建设兵团提供。而且,如军粮等主要消耗物,平时禁卫军只能领半个月所需,超额不允。这和高务实控制京华南疆各警备军的手法类似。 以上这些算是军需,此外还有军械。禁卫军的军械仓库采取了“仿虎符制”,即仓库钥匙一分为二,禁卫军与生产建设兵团的库管人员各持一半,只有两片钥匙都开锁,仓库才能顺利开启。 而禁卫军平时的训练,兵器发放也是有规定的,其中五分之四为冷兵器,五分之一为火器。火器为什么较少呢?就是为了防止生变,但这样一来就不符合高务实加大火器比例的要求,所以禁卫军的火器训练采用轮训制——东西就是这么多,大家轮流来训练,换人不换枪。 当然,不换枪只是个说法,其实还是要换着打的,只不过这一批打过了,就要和生产建设兵团做交接,换来另一批使用。 这其中当然还有很多细节,比如禁卫军方面每次接收军械都要仔细检查,要不然到时候训练损毁是要记账的;生产建设兵团方面也一样,每一支枪都得仔细检查,否则一旦没有当面点清,下一次给禁卫军的时候人家发现不对自然不收,那这账就记到生产建设兵团头上了。 由于双方现在没有真正的上下级关系,那么平时当然都会为了自己的利益盯紧对方,如此一来也就达到了高务实的期望,形成了他希望的“互相监督”。 利益的驱动力在这个时代显然百倍于所谓的“责任”、“荣誉”,高务实宁可让他们因为利益而互相监督,也不指望他们能认识到什么国家责任、民族大义。 生产建设兵团方面是由勋贵掌握的,而勋贵本身是皇权的延伸,五军都督府的任何任免当然也都由皇帝决定,所以皇帝对他们来说,是真正的权力源泉。 皇帝给了他们权力,他们回报以忠诚,同时还回报以金钱——即提供给禁卫军的那些。 然而高务实当时作为“协理京营戎政”,当然不能把自己给忘了,所以戎政侍郎就是代表皇帝监督生产建设兵团的。 “监督”这个词很有意思,尤其是在大明来说。 巡抚监督一地官员,渐渐成了一地封疆;东厂提督监督锦衣卫,渐渐成了锦衣卫的上司。 戎政侍郎监督生产建设兵团,当然也就实际上成了生产建设兵团的“一把手”。如此,再加上戎政侍郎对于禁卫军司令有代皇帝行使的各项大权,所以京营的两个部分实际上都掌握在戎政侍郎手里。 但戎政侍郎本身只是个文官,他的职务是皇帝任免的,而与其他圣旨一样,这种任免需要内阁、六科的附署,于是文官集团也掌握了重要权力。 为什么京营改制这么大的事,在文官集团内部遭到的反对声音很小?原因就在这里了——文官集团是受益方,通过这次改制,文官集团彻底凌驾在了武臣包括勋贵集团的头上。 但这就有两点很奇怪了:一是高务实本身并不赞同“文视武如狗”的模式,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二是勋贵及武臣集团为什么没有反对。 第一个问题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只有两点原因:其一,高务实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知道现在不能让文官集团认为他是个“反骨仔”,他必须坚持表现出自己始终在为文官集团谋利,官场的道路才能走得下去。 其二,戎政侍郎虽然有这么大的权力,但事实上还是因人而异的。换句话说,他高务实在任,戎政侍郎就能完全凌驾于禁卫军与生产建设兵团的头上,说东就是东,说西就是西。可一旦换了人,那位戎装侍郎还能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很难说了。 理由何在?一是圣眷不同,二是对勋贵们的控制力不同。圣眷完全无需解释,对勋贵的控制力其实也不必过多解释:北洋海贸同盟是一方面,生产建设兵团的很多买卖和京华牵扯不断则是另一方面。 这是高务实对生产建设兵团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