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九十一章 花之争（三十三）

出口，到了“正德新例”则是白银和铜都受到了限制。面对这个可以称作挑衅的行为，最终康熙决定继续使用信牌，但是在执行过程中，福州、泉州的船没有得到信牌，因此这些船刚入港就被勒令立刻离岸。异常愤怒的船主在宁波靠岸后就状告南京和宁波的船主，他们认为江南商人到日本后拿到写有日本“正德”年号的信牌有损满清王朝的威信。

在皇帝出面调解下，江南商人将信牌借给了福建商人，但因为江南商人种种阻挠，福建商人不得不退出中日贸易。

与此同时为了摆脱对日本干货的依赖，不仅中国沿海开始自己种植海带，并且还从其他国家口，东南亚移民也开始了，暹罗国王郑信就是移民和当地土著女性的后代，他也当过和尚，在寺院里学习泰语、汉语和越语。

当时的燕窝“极贵”，通过对比《红楼梦》39回和《金瓶梅》23回螃蟹宴可以得出，曹雪芹时期的白银购买力只有兰陵笑笑生所在万历年的一半，也就是说清朝的燕窝是明朝的两倍。西门庆请的乐师李铭一个月5两银子，他不吃不喝半年可以买一斤燕窝，换成满清就要存一整年才能买一斤。

巨大的市场需求和价格迫使满清开辟新的进口渠道，承认暹罗纳贡。与此同时走私变得异常猖獗，作为“信牌”的代替品，清政府颁布了“准海商领倭票”，信牌只作为买卖印记，不再负责稽查。

这就意味着清朝水师不会去管那些去日本的商船可以不用担心幕府行驶“捕获权”，在欧洲存在私掠船，他们可以“捕获”没有特许证的商船。

有了这个保证后，所有中国海船可以拿到准海商领倭票后去日本港口游弋，即便无法进入港口，也可以伪装海难卸货、取货，甚至后来干脆没有票的也去了，从事幕府禁止的拔荷。

在东北地区，清朝担心海盗残党冒充客商，因此制定“土商”，也就是“当地”值得信赖的商人做保税行，这种模式有点类似广州十三行，却又和十三行有点区别。

如果说广州十三行主要关注的是“买卖公平”，而东北的商号关注的是“从属关系”，颁布正德新例的新井臼石被德川家康称为自己的“一体分身”，以中原王朝为核心的秩序中，日本等周边国家被称为“夷”，长期处于卑下的地位。然而女真人却是游牧民族，由此德川幕府催生出了争夺“中华”正统名分的意识，甚至有颠覆中式朝贡体制，实行日式朝贡体系的计划，正德新例确实有“弘扬国威”的目的。

浏河港是当时最大的贸易集散地，外商到达浏河港后必须先到保税行说明来历，等保税行确定这个外商没问题，再向海关报告并代替他交税，完成了这一切后外商才能进行买卖，他们要带着保税行开的票据，去找当地的牙行。

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和史思明都是牙郎出身，他们类似掮客，撮合别人买卖的。在东北有外商和内商之分，内商主要是江南来的，他们运来生丝、大豆等物资，东北酱油店多，可是米粮是禁止贩卖的。

牙行要承担内商身份保证人，他们要从布政司获取许可证，对进行交易的商品进行监管，同时为外商办理出口手续，以尽量避免内外商之间的纠纷，牙行根据经营的项目不同，收取1%到2%的手续费。外商没有保税行出具的证明，出了事牙行承担全责，有了保税行的证明，出了事四家保税行承担责任。

“土商”可以不是当地人，只要身份明确、与当地人关系密切、还有熟悉内地模式即可，比如举人做杂货店老板的同期就可以当，但他只做杂货，保税行需要本钱付关税。

浏河当地最有名的保税行吴员外以前是个流民，明末为了躲避战乱到了浏河，成了当地富豪季氏的上门女婿，凭着岳丈留下的遗产，他开了保税行。

虽然禁止江南直接运粮食到黄海，却没有规定从山东往辽东运大豆，也没规定怎么运酱油。

而且随着辽东开发，东北已经从粮食输入，变为粮食输出了。

从乾隆年开始，大豆榨油的作坊在东北越开越多，这些油不仅作为灯油，榨油后的豆渣也成了肥料，炒菜这种烹饪方式也随着豆油产量增加逐渐普及了。

迟早有一天燕窝也会和王谢堂前燕一样走入百姓家的，但满清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没吃过一口这种高级食材。道德经说，治大国如烹小鲜，庄子徐无鬼说“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观，别人的听起来都有理，那么都要接受吗？全部都要接受吗？那你自己的是非观呢？

庄子说，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自是其是，那全天下的人都可以是唐尧了。

相比起做饭，庄子更喜欢弹琴，他让与他辩论的人摆好两张琴，庄子先弹了宫弦，宫音也随之发出声音，隔壁的琴宫弦也颤动了。

这可能是关于弦共振最早的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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