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九章改良
一般来说,开国皇帝对于国家制度的设计多借鉴前朝,从而规避一些陋习。 明朝的制度设计,多在宋、元两国。 元朝自不必提,蒙古人败在治国过宽,属于粗放式的管理,只要收够钱,民间事物大小一律交给土豪劣绅,甚至实行包税制。 这种情况下,穷者无立锥之地,富者阡陌相连,民不聊生。 所以明朝就以严治之,恢复到了宋时的封建管理。 在宋朝方面,明朝上下得出的结论是,宋人骨子太软,岁币求和,一步退,步步退,最后退无可退,只能亡国。 所以,骨气就得到了重视。 表现就在于文官们以廷杖为荣,骨头越硬越受到官场的重视,相当于功勋。 土木堡之变,哪怕皇帝被俘,也拒绝议和;明末崇祯朝,议和的陈新甲被杀。 一味的硬气,失去了柔和,表面上很解气,实际上却错失了良机。 一张一弛,才是王道。 为了培养士子的傲骨,也是为了收买人心,大明实行优待士人的国策。 太祖高皇帝免掉了所有现任官员的徭役;嘉靖二十四年的《优免则例》规定,京官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递减,至九品优免役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举、监、生员优免粮二石、丁二人;致仕优免本品十分之七。 到了万历三十八年的《优免新例》又规定,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税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进士优免田最高可达三千三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免田税八十亩。 也就是说,在万历三十八年以前,普通的秀才举人,在法律上根本无法无限制免税,只是免税两石罢了。 后来一步步地得寸进尺,进而优免范围扩大化。 毕竟普通人,谁会去看《大明律》? 多占,多吃,才是王道。 地方的衙役们,也不敢得罪举人秀才,只能任其免税,将剩下的赋税摊派到其他的百姓身上,欺负老实人成了共识。 到了张居正时期,一条鞭法就来了。 严格按照大明律来征税,从士绅嘴里抠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所以人亡政息,就不可避免了。 难道万历皇帝不知道一条鞭法的好处嘛? 他当然知道,但同样他明白,张居正去世后,大明朝廷之中已经没有这样的执行者。 换句话来说,万历朝的文武们,已经腐朽,再好的法律,对于他们而言只是法律而已,根本就无法执行。 为了江山社稷的稳固,就像当年曹丕的九品中正制一样,不得不进行妥协,从而饮鸩止渴。 可惜,殊不知这玩意越是纵容,死得就越快。 万历三十八年的条例颁布后,士绅更是无所顾忌,土地兼并反而愈演愈烈,投献之风竟然成了主流。 当然这也怪不得万历皇帝,无论从汉唐,还是宋元,无论是豪强,还是士绅,他们作为与皇帝共天下的一部分,免税免徭役的权益实行上千年。 明初管得太多,束缚得越紧,后期就越容易崩开。 一如清朝,士绅一体当差纳粮,在雍正年间施行,到了乾隆朝就被废止。 原因一般无二,没有酷吏来执行,且对江山稳固不利。 就像是直播一样,收割的都是普通人的钱,公会和大哥钱你还想揽去?不要命了? 当然,明朝的制度设计优点也挺多的,地方分权、中央集权,没有外戚、藩镇、宦官之祸,需要打的补丁很少。 朱谊汐来自于后世,自然明白清承明制,改易不多,这在历朝历代都是不多见的。 宋跟唐,元和宋之间,制度上可谓是天差地别。 “最大的补丁,一在金融,二在赋税,三在军制。” 朱谊汐摇头晃脑:“军制已改,金融已变,唯独赋税,只是增加了商税,对于原本的农税征收,倒是改易不多。” 他食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桌面,大脑飞速的在运转。 在登基之前,以及登基之后的几年间,对于明末时期的土地兼并,以及士绅阶级的瞒报,少报,投献等,他是持默认态度的。 没办法,首要目标就是为了驱逐建奴,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其他的地方都可以忍耐。 减少建立王朝的阻力,从而更快的统治天下。 如果像那些小说里的主角一样,从微末起,就搞什么改革,士绅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