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五天上（2月24号，周一）

加文说这段时间都会开车接送我上下班。

论每座城市最繁忙的时刻，周一的早晨都会名列前茅。斯德哥尔摩街头的人更如是。平时上班我并没有闲暇去注意身边同样脚步仓皇的人，这次坐在车里，从车窗望出去，发现每个路口都有不少行人摩肩擦踵。

走路上班的时候不觉得，原来从老城区去厄斯特马尔姆区会遇到这么多红灯。当我们在新桥广场的路口停下的时候，我发现路边的禁止路牌上有一个可爱的编织护套。

吸了冬日寒气的铁青色杆子冰冷无比，这个像小孩子的脚套一样柔软的彩色护套，小心翼翼地扒在杆子上，粗指针和荷叶花边让这个套子看上去胖乎乎的，保护这个铁疙瘩御冬。晨间的霜雪承在毛线和钢铁的夹缝里，霜糖一样洒上，这个有红灯的街角因此变得甜甜的。

心里暖了，晨光也升起来了，我眼睛错开指示牌，落在这个转角的墙面上。那里有一片涂鸦，字体经过艺术变形，不太容易读懂。

“你看那个。”

加文瞄了一眼，“那个涂鸦吗？”

“对，是英文吗，我看不太懂。”

加文停顿几秒种，“是瑞典语，去死吧，世界。”他缓缓开动车子。

“去死吧，世界。”他重复了一句。我们离开那个街角。

这几个词我在什么时候听过，很熟悉，一些很久远的记忆被唤醒。哦，我都快忘了自己小学的时候就经历过和现在类似的处境，早就经历过暴力和辱骂了。

少年过往一幕幕如灯影闪过，好像是因为和年级里的小混混们不和。

不对，是和班里的一个小朋友吵架了。

我不记得我们吵架的具体原因了，甚至她的名字我也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她的长相，是像小狐狸一样的可爱的长相。她受欢迎，身边总是拥簇着一群小伙伴。年级上有很多小混混都听她的差遣，还有一个高年级的孩子做靠山。

我还记得，她梨花带雨地穿着粉色公主裙，指责我做错了，大眼睛忽闪忽闪，眼下的美人痣一动一动。究竟是哪里错了呢？我没来得及道歉或是搞懂。

等我发现她在生我的气时，班里的小朋友们会在毛笔字课结束的时候，故意和我一起去洗毛笔，边洗，边将墨汁泼在我的校服上。墨汁的臭味会从我的头发上往下渗，到眼睛里，有时候到嘴里。墨汁尝起来不臭，有点涩，有点咸。墨汁泼在身上会比冷冽的水流更暖和一点。

听上去染上墨汁没什么大不了对不对，可她们的泼洒依旧让我难过，不是因为回家肯定会被我妈大声责骂写字不小心，而是因为墨汁染在青苔上，青苔会变成一大面丑陋的黑苔，发霉了一样。每一周，这些青苔都会受我连累，陪我受罪。

再后来，我时常丢东西，铅笔橡皮文具盒，作业本，红领巾，新买的水杯。妈妈不放在心上，说我太马虎大意，有很长一段时间罚我不准买新文具，只能用旧的。我不敢坦白，只能认下并承诺再也不会丢东西了。

可是妈妈，搞丢了这些东西的人，从来都不是我。

现在想想，曾经我编造出来的，真是可笑又迟钝的谎言。怎么会有大人相信，一个每天晚上都会认认真真削好明天上学要用的铅笔的孩子，会是一个粗心的孩子。

她从来只是冷漠无声的观察，一个字不说，眼睛忽闪一下，对其他小朋友而言，是一声令下。

我一直搞不懂这种秘密的语言，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相信沉默代表着一种固若金汤的忠诚，反而不相信语言的表达。

因为她们的团结，事态一度发展地难以控制。

在一次集体大扫除的时候，我被勒令去擦教室里高处的窗户。一个小学的孩子能有多高，床沿我也只是勉强够着。我记得当时紧张地扒在窗户沿上，她们在我的脚下，拍动门窗。

门窗的玻璃并不结实，耐不住一个个小巴掌的敲打，啪得一声，便是一段惊心动魄地震动，我惊叫着想要爬下来，但她们移开凳子，不许。我必须把那扇该死的玻璃，擦干净。

拍打声，哭声，抹布在玻璃上擦过的咯吱声，以及，啪嗒一声，玻璃掉落，从我的手背上顺着指关节径直削下，她们四散躲开的叫声。

我捂着流血的手，用卫生纸包着，回到家。妈妈冲着班主任发了一通很大的脾气。班主任拉着我妈和我，说要平心静气坐在一起，试图通过聊天了解整件事情的起因经过。

就是从这天开始，我发誓自己绝不要成为这么愚蠢的大人。他们怎么能指望从我这里顺藤摸瓜找到始作俑者。但凡动动脑子就会知道，在我血淋淋地带着伤回到家时，勇敢就不是我与生俱来的品质，而是我未来，也许一生都需与之角力的复杂命题。

那场谈话结束后，我不再丢东西，也因为养伤不用上毛笔字课，暗自欣喜，还以为班主任装装样子地警告对她们有震慑作用。小孩子就是容易天真犯傻，霸凌并没有以在我的左手四指留下一丛短疤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