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

和科雷格一起遛狗的那天，就是我们在雷根斯堡的最后一天。

那天晚上，我们拿到了新年期间的照片，有大家除夕夜跳舞的照片，我看阿尔伯特弹琴的照片，还有滑雪的照片。科雷格说要把希尔德的画装上框。我的画因为阿尔伯特说还不错，所以自己打包带回了家。

第二天上午起程回柏林，开始1941年的生活。

不到一周后，阿尔伯特动身去东鲁普士，这是我第一次送他离开。

上火车之前我们紧紧相拥，他一次次亲吻我。最后抚着我的脸颊看了很久，才转身登车。

他在车里面穿行，寻找自己的座位，我在外面跟着他走。当他坐下时，我来到他窗外。

他这次不是直接上前线，我并不很紧张。

可是开|车的铃声拉响，火车还没开，震动了几下，我的心还是咯噔一声。我靠近窗户一些，他从窗口伸出手，握住我的手。

“不用担心，应该隔一周就有假期，我会经常回来。”他说。

我使劲点头。

“而且到那里就给你写信，尽量多写。”他说。

他这话让我笑起来，他表达总是很准确。也许一般人会说“每天写信”来哄女孩子开心。但他知道自己做不到每天写，就不会这么说。

车开动了，他放开了我的手。好像被一根线扯着，我不由自主跟着车走起来。

他从窗口探出头，双手紧紧抓住窗框。

一开始，列车很慢，我几乎可以伸手就碰到他，但是车加速了。我跑起来，站台的距离这么短，很快就跑完了。

随着火车转弯，两个人的目光联系也被切断了。

一根无形的线在心里，被扯得很长很长，很细很细。它将一直通向东普鲁士的某个地方。

我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分不清是思念、担忧还是对未来的不确定。当我想认真分辨的时候，身边传来一个陌生姑娘的哭泣。

扎着两个长辫子的女孩蹲在地上，抽噎得站不起来。

“怎么啦？又不是去打仗，你哭什么？”她旁边的另一个女孩手足无措站在那，慌乱地安慰她。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就是很害怕，很害怕、很害怕。”哭着的人说。

“下一趟车很快就会进站，请前一批送行的人尽快出站！”车站的工作人员用一只铁喇叭举在嘴上，四处边走边喊。

“走吧，我们该走了。”她的朋友把她拉起来。

我跟着这两个女孩一起向外走，刚哭过的女孩在寒风里打着嗝。

再过两周，科雷格也要走了。我和刚拆掉石膏的希尔德把他送到飞机场。

和阿尔伯特的通信并不容易。他是去监修铁路，有时两三周就会改变地址。我在房间墙上挂了一张德国的大地图，每当他换了新地址，我就在新地方钉一个红色小标记。

他中间休过几次假，最多的一次是回来开会，在柏林待了三天。那一次我们在菩提树下大街看了电影，后来又逛了首饰店。就是我曾经想给阿尔伯特定做袖扣的施密茨的店。

我去取了定做的两个白水晶吊摆，把其中一个寄给了隆美尔夫人，另一个自己留着当项链。

阿尔伯特买了个胸针给我，然后看起来很随意地让人给我量手指的尺寸。

想到他可能在考虑订婚戒指，我心里一阵阵惊喜，但那天他并没有买戒指，我也忍住了没有问。

朗格教授在过年后没有露面，就那样消失了。

我们只知道接替朗格教授的，是莱温教授。

莱温教授个头矮小，不修边幅，每天都穿着似乎是同一件黑色外套。喜欢抽烟，而就算不抽烟的时候，身上也散发着强烈的烟熏味。

上他的课之前，必须全体起立，冲着学校墙上的浠特勒画像行举手礼。

交作业的时候最为凶险。

我原本花了很大力气的飞行员催眠治疗，在他那里只得到4分（刚及格），不过其他同学还有不少是5分（6分最低）。

然后他向那些不及格的同学们咆哮：“我原本只知道心理会‘退行’，但不知道脑子也会退化！把这些内容交给大猩猩也不至于得6分！”

大家战战兢兢，都知道这位教授和以前温和负责的朗格教授完全不是一个风格了。

在讨论朗格教授剩下的那些项目时，他叫了所有相关同学到办公室。人站满了一屋子，他头也不抬，自顾刷唰唰翻着一沓资料。我们不知道他要问什么，互相交换眼色，谁也不敢先出声。

“旧的项目继续。”最后他说。

我听到不止一个人呼出一口气。

这时他抬起头，把手上的铅笔放在耳朵上夹住，“我这里有集中营的项目，谁愿意去？”

我赶紧垂下头，没有听到有人回答。

后来我从希尔德那打听到了朗格教授